案例：趙某，中共黨員，上海市某公安局靜安區(qū)派出所分管社區(qū)工作副所長。2018年，趙某明知李某有販毒行為并“以販養(yǎng)吸”，既未按照人民警察的職責對李某開展查禁行動，也未依法向公安機關報告。2019年，靜安區(qū)派出所開展打擊販毒的專項行動，并通過早會、支委會等形式傳達行動方案。趙某作為分管社區(qū)工作的副所長，負責摸排人員、社區(qū)調查等工作，知道此次行動后，兩次通過微信語音向李某透露公安機關緝毒行動的有關信息。2019年4月，趙某將李某介紹給靜安區(qū)派出所分管案件偵查工作的副所長，將李某登記為“特情”人員。
 

　　本案中，對趙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應以徇私枉法罪追究趙某的刑事責任。趙某擔任靜安區(qū)派出所副所長期間，明知李某系販毒人員，不依法履行查禁職責，且違規(guī)幫助李某登記為“特情”人員，致使李某未及時受到刑事處罰，其構成徇私枉法罪。

　　第二種意見：應以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追究趙某的刑事責任。趙某身為有查禁犯罪活動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在得知公安機關將開展打擊毒品犯罪行為的專項行動后，兩次向犯罪分子通風報信，并以其他方式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其行為構成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

　　本案中，上海刑事罪名辯護律師同意第二種意見，徇私枉法罪和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在主觀上均有使犯罪分子不被追訴之目的，但兩罪在主體要件、客觀行為表現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在性質認定上，應結合案件精準把握。
 

　　一、趙某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的犯罪主體要求

　　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為。構成此罪的主體是負有刑事追訴職責的司法工作人員，即具體承辦案件或指示、指揮承辦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員。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是指有查禁犯罪活動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向犯罪分子通風報信、提供便利，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的行為。行為主體是依照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受國家機關委托或代表國家行使查禁職責而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本案中，靜安區(qū)派出所作為縣公安局下設靜安區(qū)派出所，負有偵查、查禁包括毒品犯罪行為在內的職責。但對公安機關內部工作人員的性質認定，應結合其所履行崗位職責和從事公務活動的屬性進行具體分析。趙某作為分管社區(qū)工作的副所長，主要負責摸排人員、社區(qū)調查等，不具體分管案件偵查，在專項行動中居于配合案件偵查工作的地位。故趙某在本案中不屬于具體偵查或指示、指揮案件偵查的司法工作人員，不負有刑事追訴職責，而是有查禁犯罪活動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故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的犯罪主體要求。

　　二、趙某的行為符合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的客觀表現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guī)定》，徇私枉法罪客觀行為往往表現為采取隱瞞、歪曲事實或直接偽造、隱匿、毀滅證據等違背法律的手段，以對案件事實和證據施加直接影響的行為。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客觀行為包含以電話、電報、傳真、書信等方式，向犯罪分子泄露、提供有關查禁活動的情況、信息（如查禁的時間、地點、人員、方案、計劃、部署等）以及其他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的情形。
 

　　本案中，趙某利用職務之便得知公安機關將開展打擊販毒的專項行動后，兩次以微信語音方式向涉嫌毒品犯罪的李某泄露行動信息，該行為是向李某通風報信，而非以隱瞞、歪曲事實或直接偽造、隱匿、毀滅證據的手段來對具體案件的事實和證據施加直接影響。同時，趙某明知李某涉嫌犯罪，不符合“特情”人員條件，為保護李某，仍將其介紹給分管案件偵查工作的公安機關人員并登記身份信息，該行為屬于趙某向李某提供便利，以其他方式幫助李某逃避處罰的行為。故前述行為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立案標準規(guī)定的行為。
 

　　綜上，趙某作為有查禁犯罪活動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得知公安機關將開展打擊販毒的專項行動后，兩次向涉嫌毒品犯罪的李某通風報信和幫助李某登記為“特情”人員的行為，符合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的構成要件，應以涉嫌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追究趙某的紀法責任。  上海刑事律師事務所